编者按 逝者谢开育(1965.8—2010.1)，前任南方农村报主编(1999.3—2005.1)。
  从出身贫寒的农家子弟到三农媒体的领军人，谢开育书写了知识改变命运的个人传奇；学有所成的农家子弟服务农民群体，谢开育还成就了社会责任担当的传奇。
  2007年5月，本报组织策划“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专题报道，谢开育曾先后两次接受记者采访，呼吁政府进一步推进城乡教育资源均衡分配，主张农村报致力于为农家子弟争取平等的教育机会，以及向上流动的空间，勉励广大农村百姓要关心和重视子女教育。由于种种原因，这篇文章未公开发表。
  今年1月16日晚，谢开育因突发急病抢救无效与世长辞。斯人已去，音容长在，重新编发此文以寄哀思，并表达本报同仁化悲痛为力量，矢志服务三农、报效祖国和人民之意。

  “我的家乡在连平县上坪镇古坑村，‘八山一水一分田’，典型的粤东北客家山村。按族谱记载，谢姓传到我已经是23代，族人聚居有400多年历史，但基本面貌却一直没有多大改变，封闭、贫穷、落后仍然是家乡的特征。贫穷的原因有多方面，教育落后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我父母那一代人，许多连小学都没念完就种田的种田、打工的打工了。通过教育，特别是接受高等教育来改变人生命运，至少在我小时候仍未成为村民的共识。念小学时我已经跟一位当裁缝的舅舅学艺，是为了将来好谋生。穷乡僻壤也有美好的一面，山清水秀，风光旖旎。我每年春天都回乡拜祭先人，对家乡近年的变化虽不陌生，但在大城市工作和生活，常常会让我想起老家门前的那条小河，以及那些流逝了的童年快乐时光。”
  2007年5月16日，南方农村报前主编、时任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印刷厂厂长谢开育，以一个农家子弟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亲身经历，接受了记者采访。访谈伊始，他兴致勃勃地介绍了老家的情况。
父亲坚信教育可以改变命运
  谢开育1983年以连平县应届考生总分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粤东北山区的基础教育仍未完善，教学质量不高。谢开育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为日后升读大学打下了良好基础。除了个人努力与资质秉赋之外，与父亲千方百计保证他好好读书，读上最好的学校有很大关系。
  “我父亲没有多少文化，但他最敬重读书人。那时家里很穷，他从来都舍不得买包好烟自己抽。但我从小学到在县城高中的历任班主任，他全都认识，每次来学校找老师了解情况，他都要买包最好的烟。我小学毕业那年，上坪镇还没有正式的初级中学，我念的是家乡古坑村小学附设初中班。为了让我上更好的学校，父亲千方百计让我转学到一间离上坪镇较近、教学质量较好一点的学校——其实也同样是农村小学附设初中班。为了让我读好书，他是不计代价的。”
  “虽然事隔二十多年，我还清楚记得接到中山大学录取通知后，家里真是乐坏了，父亲也愁坏了。当时读大学虽然不收学费，但家里连让我去广州的路费都拿不出来。父亲将叔伯兄弟全部动员起来，把自留山的树木现砍现卖，筹了400块钱。我念大学时每月助学金21元，基本够伙食了，但每学年总是要有三几百块钱其它支出的。就为了这笔钱，家里所有节余用光不用说，亲朋好友资助的、借的，所有办法都用尽了，但父亲从不等我开口要钱，临近开学时，他会将一学期所需的费用送到我手上。”
  “家里为了供我读书是付出很大代价的。我上大一时，原上坪中学一个老师，当时已调到县教育局工作，他来广州开会，送我10块钱，当时已够半个月的伙食了。一个贫穷山区的农家，每年要筹几百块钱供一个大学生，是十分艰难的事。我高中开始就犯有严重胃病，什么药都吃遍了，也没有用，进入大二后不治而愈，才明白是长期饮食太差所致。但当时家里人的饮食比我更差，如今回想当年，让我无限感慨。节衣缩食供子女上学，父亲无怨无悔，因为他坚信，知识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
大学教育令我明白社会责任
  大学四年，谢开育是优秀学生，当了班长，入了党。那个年代，思想进步，成绩优异，意味着人生有更多选择。毕业分配，他有六个就业方向可选择：当公务员、留中大任职、进大型国有企业、到南方日报社从事新闻工作等。他最终选择进入南方日报社。谢说，当年并没有将新闻工作当作自己的终身职业，而是希望藉此广泛接触社会各阶层后再确定人生发展方向。但“南方”是一个朝气蓬勃、有社会责任感和凝聚力的集体，他最终安下心来踏实工作，从一名普通记者逐步走上领导岗位。
  回顾四年大学，谢开育深有感触地说：“当年考上大学，我牛气冲天；四年后离开中大时，我深感自己渺小。知识是一个海洋，学习永无止境，我至今仍不敢自认是一个文人。大学教育，最重要的作用是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无论对社会问题还是具体工作，懂得观察和思考，并找到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二是增强了自己的自信心。对我来说，或者对任何一个从农村家庭出来的大学生来说，后者显得更重要一些。一个放牛娃，从名牌大学毕业，走上社会，这种成功本身就激励着我有信心做好每一项工作，同时也让我对社会责任有更多承担和勇气，对社会问题有更多理性的思考。”
  “从1987年进入报社工作，我辗转多个部门——工商部、政文部、湛江记者站、海外市场报、河源记者站、广州记者站、社会生活部、地方新闻部、要闻部、潮州日报社挂职、农村报、印刷厂，这些部门和工作，有些是我熟悉的，有些对我来说根本是陌生的，但我都有信心做好。”
  关于农村教育与农家子弟的未来，谢开育认为，农村报要不断推动政府落实城乡教育资源均衡分配，致力于为农家子弟争取平等的教育机会，以及向上流动的空间。同时，他愿意以过来人的身份，对广大农村学生和家长说句心里话：“一定要让子女完成义务教育，尽最大的努力供他们上大学。”
直接服务农民是最美好时光
  1997年谢开育挂职潮州日报副总编辑，主持该报改版工作，一年半后回南方日报要闻部，负责国际新闻版改版工作，积累了报纸改革的经验。1999年3月，不到34岁的谢开育服从组织安排，出任南方农村报主编。任职近6年，直至2005年1月调任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印刷厂厂长。这期间，他承受了新闻改革与报业经营的巨大压力。2001年集团处级干部启动新一轮竞聘上岗，演讲台上，谢开育神情凝重讲出的第一句话是：“此刻我站在这里竞争的不是一个主编的职位，而是一种责任。”
  通过全体员工共同努力，谢开育在任期间南方农村报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走上了中兴之路。南方农村报逐渐成为深受南粤乡镇居民和广大农民喜爱的报纸，成为全国三农报刊的一面旗帜。
  “农村报取得的每一点进步，是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领导的支持和历任农村报人努力的结果。我初来农村报时，在这张创办多年的报纸‘为农民说话、为农业服务’的口号上，增加了四个字‘专门、专业’——‘专门为农民说话，专业为农业报务’。反映在新闻报道上，就是坚持农村报对‘三农’问题的独立观察与思考，对损害农民利益的人和事，坚持行使舆论监督的职能。”
  在谢开育的亲自指挥下，南方农村报的舆论监督报道进入了有史以来最为猛烈的时代；也在这个时候创办了“农村财富”版块，结合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产品市场化经营，报纸不断创新提供更有针对性和科学性的内容。
  当时，每周三期的农村报为一期16版、两期是8个版。经过多年改革开放，农村的文化生活日渐丰富，有钱电视开始普及。农村报必须满足农民读者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改版、增张、增加彩印，是时代发展的需要。这期间还创办了报纸的专业增页《养殖宝典》，朝细分市场迈开了第一步。除此之外，在偏远地区增加分印点，提高发行时效，也是一项重要手段。“这些工作都要大量投入，增加成本，但我们又不能大幅增加读者的负担，转型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工作，但我们终于成功了。”谢颇感欣慰。
  “在农村报工作，让我有机会直接服务农民，是我职业生涯中最美好的时光。”离任农村报主编到集团其他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在多个场合谢开育都如此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