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好书,过大年

2011年,最热卖的书籍,莫过于民国老课本。由叶圣陶主文、丰子恺插图,1932年出版的《开明国语课本》一度断市,《世界书局国语读本》、《商务国语教科书》、《共和国教科书》也深受好评。一时间,似乎人人都在谈论、推荐老课本,就连企业家王石近日也在微博上推荐老课本的内容。

　　那个曾被视为落后的时代,其生产的课本,在21世纪忽然受到热捧,原因何在?

　　与此同时,著名文学杂志《收获》副编审叶开也在2011年迅速走红,成为各大媒体争相采访的对象,因为他出了一本书——《对抗语文》,痛陈现今小学语文课本及教育模式对孩子的荼毒,指出只有大量、正确的阅读才能为孩子们“洗脑”。

　　这厢民国国语课本受追捧,那厢当今小学语文课本遭痛批,问题出在哪?

追捧老课本对抗新语文

　　□叶开

　　由叶圣陶主文、丰子恺插画的《开明国语课本》,在1949年前共印了40余版次。《商务国语教科书》由大出版家张元济亲自主持编写出版,1917年出版后10年间,发行量高达7000万册以上。

　　这些国语课本,定位和目标都极为明确,以母语教育为本,传递传统核心文化价值,吸收现代西方文明精髓及新式教育思想,将新的教育理念和传统文化精神进行有机融合。这些教材不仅着眼于传达传统的核心价值,而且宽宏地容纳了世界最新的人道主义思想。对学生不是训诫和管教,而是引导和培育。并不以单一而强横的标准答案来打击学生的积极性,而能博纳多种价值和宽容各种思想,从而在国家仍然积弱时努力增强学生的自信与大度,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思想。

　　在此之前的多次回答记者采访时,我都斗胆强调,语文教材是教育思想的体现,有什么样的教育思想,就有什么样的语文教材。对比这些80年前的国语课本,再考量新旧两种教材的核心教育思想,我对所谓的“新”与“旧”这两个字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被我们下意识地理解为“旧”的教材,因其浓厚的人文主义思想飘香,反而显得历久弥新,比“新”教材要好得多。有些美好的价值,流经80年仍然熠熠生辉,有些虚伪的课文,即使只是被我们阅读一次,也已经陈腐不堪。判断课文的优劣,不能仅仅着眼于时间的单向顺序,而要着眼于思想的包容度和人文价值的传承。

　　我们目前的语文课程标准,把语文工具化,失去了人文性考量。目标不是培养个人自我完善的公民,而是建设者——其象征是“螺丝钉”。由于民国时期的国语课本的教材编写并不由政府指定机构垄断,当时的优秀文学家、教育家、出版家和学者,都热心从事编写小学国语课本。《开明国语课本》的编写,就是典型的顶尖专家强强联合打造出来的精品。

　　小学国语教育是国家文化昌明的百年大计之核心基础,一点马虎不得,疏忽不得。

　　根据前辈的成功经验,现在的小学语文教材,应该更加放开,提供自由的舞台,让各种教育团体组织最优秀的文学家、教育家、心理学家、出版家和学识精深的优秀学者来共同编写。教育主管部门只需要组织专家委员会来对各类出版物进行公正合理的评估和推荐,而不是现在这样恰恰相反。

　　这些出版于上世纪30年代民国时期的国语课本,距今已80年,早该属于“落后”、“过时”乃至要“挨打”扔进垃圾堆里的“垃圾”了。根据我从小就学到的正确历史观以及特有的“新旧定律”,我知道,凡是旧的都是差的,凡是新的都是好的。这些国语课本如此陈旧,早该被历史无情地淘汰了,被滚滚灰尘淹没了。我们常被教育说:历史的车轮不可阻挡。但历史的车轮怎么没有把“陈旧”落后的国语课文碾得粉碎了呢?这里面的真正原因,值得深究。也许,从核心的文化价值传递和人文主义精神的弘扬角度来评估,“旧的”反而是“新的”,“新的”反而不如“旧的”。

　　语文教材是学校教学活动中最重要的材料,不仅要传达出准确合理的教学目标,而且要通过基本的识字教育过渡到美德教育和修辞教育。这里的美德,不是空泛的说教,而是有根植于传统文化最根本的价值理念,并且把这些历久弥新的道德,用美好的修辞表达出来。我们现在的语文教材,30年来核心价值不明确,虚浮的道德说教到处飘忽,教材编写一再变更,几十年过去了仍在试验中,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现在的教材编写出版流程,已经变成了一件极其神秘的事情。教材的编写组、教材的出版以及教材的主管,形成了一条稳如磐石的链条,跟诸葛亮的一字长蛇阵般无懈可击。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看到像民国国语课本那样历久弥新的优秀教材放在我们现在孩子的课桌上?

　　(摘自《对抗语文》,有删节,题目为编者拟)

■给孩子的书

春节团圆

　　一年365天,只有春节时才能与父母团圆,这恐怕是过半乡村孩子共同的故事。图画书《团圆》,讲述的是一名4岁小女孩与父亲团圆的故事。

　　4岁的毛毛每天与妈妈生活在一起,爸爸则一直“在外面盖大房子”,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回家。一年未见的爸爸突然出现在眼前,毛毛吓得大哭。

　　毛毛和爸爸一起包汤圆,把一枚硬币塞进一个汤圆里。吃到硬币的人未来一整年都会交好运,爸爸设法让女儿吃到了硬币。

　　在整个春节里,好运硬币都成了毛毛最大的骄傲。遇上收到大红包的小朋友,她会拿出硬币向他们炫耀；发现硬币丢了的时候,她在院子里四处寻找,最后只能坐在地上哇哇大哭。最后,毛毛找回了她的好运硬币,而爸爸也到了该离开的时候。她把硬币送给了爸爸,说:“下次回来,我们还把它包在汤圆里。”

　　作者余丽琼明确地表示,《团圆》描写的是自己的人生体验,可总有人相信,这本儿童图画书有着更为现实的背景。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外来务工人员的故事。他们大多在城市里出售自己的劳力,只能趁着休息的空当,从手机或者钱包里的照片回忆自己孩子的模样。他们的子女,大多留守在老家,和母亲或者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因为这些现实的背景,《团圆》也常常被介绍为一个“农民工与亲人团聚的故事”,浓缩了众多打工族的悲欢,给城市的孩子“一份另类的亲情感受”。

　　2011年11月,《纽约时报书评》将英文版的《团圆》列入了2011年度世界儿童图画书榜单。而作为《纽约时报》的增刊,《纽约时报书评》是美国历史最悠久、影响力最大的书评周刊,被称为“曼哈顿高级知识分子必备的周末读物”。

■相似阅读

　　《丁丁历险记》:因为电影《丁丁历险记》的上映,这部始作于1929年、1980年代流行于中国的漫画,在2011年再度红火,南方农村报之前也在“读与写”版作过推介。这部历久弥新的作品,仍值得21世纪的孩子反复阅读。

　　推荐由王炳东翻译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的版本。

他们的真实故事

　　《史蒂夫·乔布斯传》:史蒂夫·乔布斯是一位极具创造力的企业家,他有如过山车般精彩的人生和犀利激越的性格,充满追求完美和誓不罢休的激情。他的个性经常让周围的人愤怒和绝望,但其所创造出的产品也与这种个性息息相关。他的故事既具有启发意义,又有警示意义,充满了关于创新、个性、领导力以及价值观的教益。

　　该书是史蒂夫·乔布斯唯一授权的官方传记。著名作家沃尔特·艾萨克森花两年时间,与乔布斯面对面交流40多次,对乔布斯100多位家庭成员、朋友、竞争对手和同事进行采访后撰写而成。艾萨克森是原《时代周刊》主编、CNN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撰写过爱因斯坦传记、基辛格传记、富兰克林传记等畅销书籍。

　　不过,中文简体版的《史蒂夫·乔布斯传》出版仓促,翻译较粗糙。

　　《这些人,那些事》:作者吴念真是台湾著名的编剧和演员。在书中,吴念真讲述父亲、母亲、弟弟的故事,讲述那个以挖煤为业的故乡小镇,镇上人们的辛苦与快乐,以及自己当兵时在台北见到或听到的故事,人在故事中,故事包裹着人。貌似琐碎,却仿佛将台湾的世情百态、乡土社会的流变缓缓在我们眼前如幻灯片逐格播放,让我们感受到陌生与熟识的交织。

　　《朱镕基讲话实录》:书中收录篇目多为朱镕基即席讲话的实录,既是中国经济走出困境、发展壮大历程的宝贵史料,也表现出深刻、简单、直接的“朱氏风格”,展示朱镕基直面问题的勇者作风,刻画了朱镕基有血有肉的总理形象。

　　《窗里窗外》:林青霞退出娱乐圈,变身一名作家。书中讲述了她演艺生涯中的点滴故事,有她与张国荣、琼瑶、徐克等人的往来互动,更有她对人生的体悟和感动,每篇都不长,可其中有着丝丝缕缕的韵味。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作品

　　时隔四年,中国最高文学奖项——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去年公布新一届得主。

　　《你在高原》(张炜):长达450万字的原创长篇小说《你在高原》,是张炜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创作完成的。全书分39卷,归为10个单元(《家族》、《橡树路》、《海客谈瀛洲》、《鹿眼》、《忆阿雅》、《我的田园》、《人的杂志》、《曙光与暮色》、《荒原纪事》、《无边的游荡》),是已知中外小说史上篇幅最长的一部纯文学著作。该书是“长长的行走之书”,在广袤大地上,在现实与历史之间,诚挚凝视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不懈求索理想的“高原”。

　　《天行者》(刘醒龙):十多年前,一曲“凤凰琴”让多年在山乡村落默默奉献的民办教师站在了全国民众面前。作者刘醒龙意犹未尽,而今又以一部《天行者》继续讲述民办教师艰苦卓绝而充满希望的故事,为这些“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献上感天动地的悲壮之歌。他的人物从来不曾被沉重的生活压倒,人性在艰难困窘中的升华,如平凡日子里诗意的琴音和笛声,见证着良知和道义在人心中的运行。

　　《蛙》(莫言):《蛙》以“姑姑”的一生经历为主线,讲述了中国施行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民间的影响,这是以往文学作品中很少涉及的题材。小说以多端的视角呈现历史和现实的复杂苍茫,表达了对生命伦理的深切思考。书信、叙述和戏剧多文本的结构方式建构了宽阔的对话空间,从容自由、机智幽默,在平实中尽显生命的创痛和坚韧、心灵的隐忍和闪光,体现了作者强大的叙事能力和执著的创新精神。

　　《推拿》(毕飞宇):小说以很小的切口入手,以一个推拿店里一群盲人的生活为中心,去触摸属于黑暗世界中的每一个细节,并对盲人独特的生活进行了透彻、全面的把握。毕飞宇直面这个时代复杂丰盛的经验,举重若轻地克服认识和表现的难度,在日常人伦的基本状态中呈现人心风俗的经络,诚恳而珍重地照亮人心中的隐疾与善好。

　　《一句顶一万句》(刘震云):小说的前半部写的是过去,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走出延津；小说的后半部写的是现在,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建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说得上话”的朋友,走向延津。通过塑造两个以“出走”和“还乡”为人生历程与命运逻辑的人物,形成了深具文化和哲学寓意的对称性结构,在行走者与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的缘起缘尽中,对中国人的精神境遇做了精湛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