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农民工的梦想继续“流浪”

◆        在中国的许多城市里，大多数农民工仍然只被当做是一种生产要素，而不是有着自身发展需求的生命个体。在这其中，户籍、社会保障等藩篱固然需要撤除，但如果城市无法给予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以平等、自由的竞争机会，那么制度修正的价值，可能会显得十分空洞。曾经有农村大学生对从小生活在城里的同龄人感叹：“我花了18年，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对于许多农民工来说，要想获得这样的机会，需要的可能不止一个18年。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它不停地向我召唤/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归来吧归来哟/别再四处飘泊……

 1980年代，当费翔吟唱着这首《故乡的云》，用如流水般的旋律轻轻抚摸着海外游子的中国心时，一场空前规模的人口流动也正在日渐消融的计划经济体制冰面下酝酿喷涌。在此之后的20多年中，无数人从乡村出走，无论是背着蛇皮袋，还是提着拉杆箱，抑或操着南腔北调的各种乡音，当这些人带着充满新奇而又惶惑的眼神从各个城市火车站的出站口涌出的时候，他们便获得了一个新的群体身份——农民工。虽然官方话语曾一度将他们的选择定义为“盲流”，虽然城市带给他们的陌生感至今也没有完全消失，但在财富的诱惑面前，没有什么能够挡住他们匆匆的脚步。倏忽间，20多年过去，一个2.5亿人口规模的社会群体，正成为这个国家的管理者和知识精英们所热烈讨论的话题对象。

 其实，当“农民出身”乘上“城市生活”，“农民工”并非这道算术题的唯一答案——也有为数甚众的“学而优”之人，通过高考，走进大学，跻身社会精英阶层——“知识改变命运”，这句励志名言的另一种诠释便是个体对农民身份的自我否定、对乡村社会的情感疏离。

 然而，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对于农民工来说，他们中的许多人同样无法再回到出发的原点。那个鸡犬相闻、炊烟袅袅的故乡，正在凝结成一缕缕令人百转千回的淡淡乡愁。正如诗人余光中在《乡愁四韵》中描摹的那样：“给我一瓢长江水/那酒一样的长江水/那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给我一掌海棠红/那血一样的海棠红/那沸血的烧痛是乡愁的烧痛……”

 有人说，距离产生美，但是对于许多背井离乡的农民工来说，被几百、甚至几千公里距离所割裂的亲情、友情与爱情，并不是都能拥有如此浪漫的诠释。湖南人成小辉便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2003年，当他外出打工两年多第一次回到家时，面对的却是妻离子散的现实(1月14日《南方农村报》)。对于成小辉来说，故乡承载的是物是人非的酸楚，是刻骨铭心的苦痛。

 我们固然可以将成小辉的故事当作个案来解读，但无法遮蔽的普遍现实是——更多的农民工在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同时，也在承受着感情生活上的饥渴——在那个遥远的家乡，有他们牙牙学语的孩子，有他们白发苍苍的父母，有他们魂牵梦绕的爱人——父母、子女、夫妻，他们的多重身份被隐没于穿行在高楼大厦间的滚滚车流之中，隐没于烈日曝晒中头顶滚下的晶莹汗珠中，隐没于生活重压下粗糙的双手和麻木的目光中。于是，过年回家的那份期盼与欣喜，短暂相聚的那份欢乐与温馨，成为他们一年中最为“奢侈”的情感消费。而在漫长时空的撕扯之中，亦有多少坚贞爱情已化为尘土，多少亲生骨肉已不识父母。

 而对于更多过年回乡的农民工来说，虽然乡音无改，但故乡还是那么亲切吗？蚊蝇纷飞的屋舍、污水横流的街道，甚至静寂的乡间夜晚——这些曾经熟悉的场景，与他们的观念似乎已经有些格格不入——特别是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城市的味道，已经深深浸入他们的肌肤，甚至骨髓，他们急于摆脱故乡贴在其身上的标签，他们急于回到城市去寻找属于自己的“中国梦”。

 虽然不少人在为乡村的沦陷而扼腕长叹，虽然很多人在执着地“抢救”属于农耕文化的一切温馨记忆，但另一方面，故乡正在人们的手中溜走。在城市化、工业化的风暴中，乡村及其背后的历史积淀和现实叙事正在化为一座座墓碑——农民工们必然要重新寻找生命和心灵新的栖息地——城市，成为了他们的不二选择。

 然而，对于农民工来说，相对于那些通过高考等途径跃过“农门”的同龄人来说，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没有机会以相同的方式去复制这样的“中国梦”，更为糟糕的是，他们甚至在城市中无法找到基本的归属感。根据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基本需求层次理论”，归属感是在生理和安全需求基础上人类的第三种基本需求，而其满足程度直接影响到更高层次的两个需求——尊重与自我实现需求的实现。在中国的许多城市里，大多数农民工仍然只被当做是一种生产要素，而不是有着自身发展需求的生命个体。在这其中，户籍、社会保障等藩篱固然需要撤除，但如果城市无法给予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以平等、自由的竞争机会，那么制度修正的价值，可能会显得十分空洞。曾经有农村大学生对从小生活在城里的同龄人感叹：“我花了18年，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对于许多农民工来说，要想获得这样的机会，需要的可能不止一个18年。

 自现代都市开始在中国出现，城市便开始了瓦解乡村文明的进程。而半个世纪以来，计划经济等体制原因，导致城乡二元分化日趋明显。即使横亘在城乡之间的壁垒伴随着改革开放的雷声轰然倒塌，但之后城乡间物资和人员的高频流动，非但没有抹平差距，反而让城乡面貌分别更加明显。在这背后，的确有制度因素在作怪，而更为重要的是，一个阶层利益日益固化的社会结构，正在破坏机会的均等分配。按照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的说法，2008年全国居民隐性收入总规模为9.3万亿元。隐性收入的80%集中在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里面，其中最高端的10%就占了隐性收入的62%。最高收入的10%家庭和最低10%家庭的人均收入之比是65：1。换句话说，农民工之所以难以为城市社会所接纳，并不仅仅是缘于户籍门槛的存在，更在于新增人口的福利诉求必将会对部分既得利益者的权力和财富资源产生巨大冲击。

 每个人都希望能够通过奋斗实现自身价值，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摆脱门第和出身的羁绊，成为同一条起跑线上的竞争者，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中国梦”。只不过，对于农民工来说，正在消失的故乡，难以融入的城市，让他们的梦想无处安放。相比乡村，城市的陌生人社会是培育自由和竞争精神最为适宜的土壤，因此，在当下，我们不应再过多纠结于乡村社会的复兴，而应更多致力于城市社会的改造，让其向它的建设者们尽早敞开宽阔的胸怀，别让他们的梦想继续“流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