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真相不能被官员前程绑架

 ◆巧家爆炸案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多的插曲，当地正在进行的一场大规模征地拆迁运动是无法回避的分析背景。据一些村民反映，巧家县政府存在强征强拆行为。因此，在爆炸硝烟尚未散尽的时候，民间便传出了“拒拆迁妇女抱子自杀说”。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当地有关部门在没有提供任何有力证据的情况下，便匆匆否认事件与征地拆迁有关，不免给人以“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毕竟，报复社会的个人行为与被强拆所逼以死抗争——案件性质有着天壤之别，而当地官员的仕途前景，也可能会因此大相径庭。

 5月14日下午5时10分左右，云南巧家县委宣传部、巧家县公安局等部门召集在当地采访的相关媒体记者，参加“5·10”爆炸案通报会。警方公布了嫌疑人赵登用的QQ聊天记录以及日记等有关证据和材料。警方分析，有关调查反映出赵登用性格孤僻、言行极端、悲观厌世，有报复社会的心理，调查中没有发现其与案发现场的人和事有利害关系。巧家县副县长、公安局长杨朝邦称其“以一个局长的名义和自己的前程来担保赵登用就是此案的嫌疑人”(5月15日《云南信息报》)。

 如果将巧家爆炸案比拟为一幕悬疑剧，那么作为剧中主角之一，当地有关部门的演技实在难称高明。对于发生在巧家县花桥社区便民服务中心的案件，民间与官方的判断取向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越走越远。面对这是否又是一起拆迁命案的舆论鼓噪，当地有关部门迅速否认。事发两天之后，当地警方才公布案发现场的两张视频截图，并称图中男子赵登用身背双肩包制造了爆炸。然而，且不论事后有工友否认看到赵当天背了双肩包，只要对警方结论稍加审视，破绽便自然露出——两张人物肖像能够证明什么？在这起震惊全国的大案面前，如此碎片化的证据和跳跃式的逻辑，反而激起了更为猛烈的质疑声浪，成为巧家爆炸案中的第二轮冲击波。如果说炸药撕裂的是受害人的肉体，那么在追问真相过程中所产生的舆论爆点，撕裂的则是公权信用和阶层共识。

 当下社会突发事件、群体事件层出不穷，在给官员不断制造“麻烦”的同时，一个健康社会也在轮番淬火中被敲打、锻造。然而，虽然许多公共事件事后走进了公共管理课程的教科书，但在实践中，一些地方官员的智慧却没能从这些前车之鉴中有所长进。作为局部社会矛盾爆发的一个个火山口，伴随着突发事件流出的炽热熔岩，也没能为发烫的社会肌体降温。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尽管应急机制在许多地方于文本层面早已成型，却往往沦为纸上谈兵，一些公权部门事发后仍依旧章行事，或反应迟缓，或遮遮掩掩，或愚弄公众。在追逐真相的道路上，利益羁绊中的公权部门在公众围观中跌跌撞撞、狼狈不堪，屡屡错失良机，甚至扑火不成反烧身。从贵州瓮安事件到此次云南巧家爆炸案，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公权部门不能“吃一堑长一智”，原因固然颇多，但很大程度上是被某些官员的面子、架子和位子所制约。

 某地发生自焚、爆炸等事件，无论犯罪者动机如何，矛头是否指向政府和社会，对于当地官员来说，总是不光彩的事情，起码会落下个地方治安不佳的“恶名”，一些官员更不想以这种方式被推到舆论前台。因此，“捂盖子”便成为处置这类事件的首要法则。

 而在一些官员眼中，“犹抱琵琶半遮面”才是一个最显权力魅力的姿态——官员掌握的“秘密”越多，公权的含金量越高。于是在一些地方，所谓的信息公开成了信息恩赐。而对于巧家警方而言，究竟能够在多大尺度上披露案件信息，不止取决于侦查进展，更在于领导意志和舆论压力。

 而在面子和架子的背后，案件走向的决定性因素实为官员的位子问题。巧家爆炸案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多的插曲，当地正在进行的一场大规模征地拆迁运动是无法回避的分析背景。据一些村民反映，巧家县政府存在强征强拆行为。因此，在爆炸硝烟尚未散尽的时候，民间便传出了“拒拆迁妇女抱子自杀说”。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当地有关部门在没有提供任何有力证据的情况下，便匆匆否认事件与征地拆迁有关，不免给人以“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毕竟，报复社会的个人行为与被强拆所逼以死抗争——案件性质有着天壤之别，而当地官员的仕途前景，也可能会因此大相径庭。

 从严格意义上说，目前巧家警方所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支撑起赵登用是爆炸制造者的结论，即使从QQ聊天记录等能够推出赵存在报复社会的心理，也难以形成一个经得起法理和公众推敲的证据和逻辑链条。而巧家县公安局局长以其前程担保嫌犯无误的做法，更给人以道德绑架法律之感。对于巧家爆炸案而言，公众需要的不是有关部门的被动辟谣，而是对案件真相的积极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