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姚华松
近日，笔者赴粤东开展乡村调研，我发现不少地方的村庄呈现空心化态势。由于年久失修，很多房屋已经或接近垮塌，不再适合居住，村民纷纷另辟新址建设新村。旧村自然废弃，唯有村口的祠堂、古井、池塘与大榕树依旧伫立，见证着这里曾经的人声鼎沸与喧闹繁华。村民告诉我，旧村平素很凄凉，每逢春节、清明、重阳等节气，旧祠堂才会迎来一些祭拜者。少数村民会在旧宅里养鸡，每天带些粮食过来喂鸡，旧宅化身鸡舍，成为事实。
学理意义上，乡村空心化指涉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催生的乡村人口及产业大量外迁，乃至归零。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乡村人口结构变化大体包括三个时期：以“386199”为标志的第一阶段，即青壮年男性外出务工，妇女、儿童与老人留守乡村；以“99”为标志的第二阶段，即孩子们为了享受城镇相对优质的教育资源而选择进城（镇）上学，部分妇女为了照顾孩子选择做“陪读妈妈”，其他妇女也加入了打工潮的队伍，村里只剩下老年群体；以空心化为特征的第三阶段，即考虑到乡村优质医疗资源的严重滞后，此前驻守乡村的高龄老人们也被子女接进城镇定居，安享晚年。
从利用效率角度看，“空心村”毫无疑问是对乡村土地资源的浪费，这决定了对被闲置与废弃的“空心村”进行二次开发与再利用，似乎是当务之急。
整体而论，广东地区空心村的改造与更新主要包含两条路径：其一是以村庄为主体的自主开发模式。一些毗邻珠江三角洲富庶城市群或其他良好区位条件的乡村，依托山川、河流、峡谷、翠竹等自然风貌，及鸡、鸭、鹅、稻等农副产品资源，积极开发乡村酒店、乡村旅舍、农家乐、自然与生态教育、徒步、攀岩等项目，可以建成名副其实的生态旅游村。其二是以上级政府为主导的遗产开发模式。少数“空心村”会因为历史时期涌现了某位名人或某段轶事，而被上级政府部门授予“传统古村落”或“历史文化风貌区”的牌匾，这种自上而下的认定，会让村庄得到来自有关部门提供的修缮基金或改造资金，进而整体改善村庄道路、厕所、广场、指示牌等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水平与质量，当地村民的态度则相对暧昧，他们一方面会因为部分游客的莅临而增加些许收入，另一方面在改扩建房屋、消防安全、卫生达标等方面被严格规定或限制，也即村庄发展的自主性地位受到某种程度地剥夺或弱化。
但囿于村民对宅基地权属的固有认知、市场对“空心村”整治相对悲观的整体预期和村庄改造可能引致的“城里的农民”普遍获利带来的攀比效应，导致“空心村”的更新与改造总体上举步维艰。
那么，绝大部分空心村依然处于闲置与废弃的状态，但这就是难以接受的糟糕状态吗？我看未必。
城镇化时代下，更多乡村人口进入发展机会更多、宜居性更好的城镇生产与生活，成为城镇人口，乡村“空心村”大量涌现，大量村庄逐步消亡，是历史的必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必过分担忧“空心村”，坦然接受村庄的自然消亡，任其静谧地停驻在原址，也不失为一种自然的存在或延续方式。
（作者系高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