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以下简称“6.30”活动）体现了广东社会扶贫怎样的特点？面向“十四五”，这一活动如何继续完善？12月24日，一场以“巩固脱贫成果 助力乡村振兴”为主题的“6.30”活动专题理论研讨会在广州举行。政府、媒体、学界、社会组织、企业、爱心个人等各方荟萃，对“6.30”活动的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该研讨会由广东省扶贫办、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办公室指导，南方党建智库主办，省扶贫基金会、省慈善总会、省扶贫开发协会、广东省减贫治理研究院协办。省委农办、省扶贫办专职副主任梁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南方杂志社党委书记、社长陈广腾出席研讨会并讲话。来自省内近30位专家学者、社会组织和企业代表参加了研讨。
“6.30”活动已成广东社会扶贫的文化符号
2010年6月30日，全国唯一一个以扶贫济困为主题的省级专项活动日——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应运而生。10年来，这一活动共吸引1000多家社会组织、近万家企业、100多万志愿者、2000多万爱心人士参与，对接帮扶40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在新时代脱贫攻坚工作中，“6.30”活动已成为广东参与面最广、惠及面最大、社会效果良好的公益慈善活动和社会化扶贫品牌，成为广东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依靠力量。
2020年，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同时对广东社会扶贫工作进行梳理总结，提炼“6.30”活动十年成效经验，省扶贫办联合南方杂志社南方党建智库，邀请了相关领域专家组成专题调研组，最终形成了《构建“345”广东社会扶贫新模式——“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10周年专题调研报告》，并得到了省委领导的批示肯定。
梁健在发言中指出，从公益行为上升到慈善的态度与人道的思想，是广东社会扶贫的发展路径。经过10年实践，“6.30”活动已经逐渐发展为广东社会扶贫的文化符号，在广东深入人心。在新的形势下，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十九届五中全会及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将省委、省政府领导对“6·30”活动的批示指示精神落实落地，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上再出发、再发力。
陈广腾表示，此次专题调研对广东社会扶贫的经验、成果、问题进行系统、深入分析的做法，就是一次政府、媒体、学界等各方充分合作开展研究的成功探索。本次研讨会将继续汇聚各方力量，推动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扶贫济困和乡村振兴事业。
坚持减贫导向和融合思维
面对“十四五”，“6·30”活动的使命和主要目标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如何更好发挥作用？研讨会上，多位专家结合《调研报告》的内容和新形势下的新问题，对“6.30”活动的进一步发展方向进行了深入研讨。
广东减贫治理研究院院长张开云认为，在市场层面，广东社会扶贫的实践逻辑体现在尊重市场规律、导引企业社会责任与扶贫参与的践行，构建对接机制，搭建利益联结平台等环节。因此，他建议，要坚持减贫导向与融合思维，从助力绝对贫困问题治理转向相对贫困问题缓解，从单一减贫治理到减贫与乡村振兴协同融合，从聚焦农村贫困向农村贫困与城市贫困统筹覆盖转变。
“从产业扶贫到产业兴旺，实现产业振兴不仅是实现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重要标志，也是实现二者有效衔接的必然要求。”广东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所副所长危旭芳认为，“十四五”期间，“6·30”活动可以守正创新，助力广东顺利实现从产业扶贫到产业兴旺的转变，从根本上遏制产业扶贫的短期化和同质化偏向，以产业振兴为抓手，构建可持续的产业发展长效机制，重点做好“特”和“融”，为广东“乡村产业振兴作出更大的贡献。
健全完善甄别机制和监管制度
“十四五”新阶段，新形势新任务对“6·30”活动提出了新的要求。专家建议，在总结既往脱贫攻坚战工作经验基础上，要进一步健全完善扶贫信息监测预警系统，及时发现并准确识别需要扶助的对象，并以此解决“后扶贫时代”贫困治理工作“治理谁的贫困”问题即确立贫困治理的对象，将扶贫济困由“歼灭战”回归“常规战”。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罗明忠指出，要避免“打赢脱贫攻坚战后无贫困”的认识误区，以“广东扶贫济困日”为支点撬动社会资源参与扶贫事业，健全完善扶贫济困文化宣传机制和扶贫济困对象甄别机制，让人们在扶贫济困中真正体现并感受到“值得做的事情就值得做”。“‘济困还要济心，未来‘广东扶贫济困日’的重点必然必须坚持既往慈善募捐、扶弱助残等传统基础上，还要将目光扩散到更为广泛的“相对贫困”难题和对象上，助力社会公平与和谐，推进民生福祉再上新水平。”
张开云则更强调科学评估与监管适度，认为需构建对社会组织参与减贫的服务评估体系，将法治与自治有机结合，适度监管宽松，激发行善者捐助的内生动力。同时，他认为应重点补充与完善社会保护体系，加强公共服务与多样化服务提供、合作诱导性资产建设，如预防为本、服务为本的社会保障政策体系优化，相对贫困群体技能培训、学历教育以及孵化培育助贫兴农的社会组织等。
强化机制体制建设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进一步加强平台建设，是“6.30”活动进一步开展工作的必然要求。危旭芳认为，目前乡村人才短缺、流失是最突出的问题，因此工作队伍和人才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和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动能。她建议，十四五”期间，广东应着力推动从人才帮扶到内育外引，实现人才振兴，既要重视农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激发贫困主体的内生动力，让其真正成为有自觉有自信的财富创造者和振兴参与者，又要做好乡村振兴队伍的衔接，外引乡村紧缺人才，内培乡村长久英才。同时，注重建立健全乡村育才留人机制，营造育才留人的氛围、空间和平台。
华中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教授刘义强则提出，“6.30”活动应该实现“三个转变”，开展“四大建设”，从而打造社会大扶贫的高效平台。“三个转变”，即实现扶贫成效从数量指标转变为质量指标、扶贫方式从精准滴灌转变为协同增效、扶贫机制从政治要求转变为市场拉动；“四大建设”，指建设专业化、智能化社会扶贫集资平台，建设建设社会扶贫领域的社会企业和社会组织创新平台，建设社会扶贫与政府扶贫的专业化、高效化对接机制，建设社会扶贫平台运行、项目发展与机制建设的跟踪研究高水平智库。
“广东贡献了东西部社会扶贫协作的广东经验和广东方案，但也存在社会主体性不强、社会扶贫资金使用不够规范、政策支持有待强化等问题”，广州大学南方治理研究院副院长谢治菊也同样强调了进一步优化体制机制的重要性，认为体制机制的优化能最大程度释放社会力量参与扶贫的活力与动力，深化东西部扶贫写作格局。她建议，一要进一步创新社会扶贫的决策机制、监管机制与自律机制；二要进一步完善社会扶贫技术；三要进一步将社会扶贫嵌入到经济、社会与文化结构中；四要进一步发挥社会扶贫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中的作用，全力推动乡村振兴建设；五要进一步理顺东西部协作中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
【记者】李思敏
【来源】南方农村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