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十五五”,乡村怎么干?|南岭东风_南方+_南方plus

2026年春天,《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正式印发。翻阅这份数万字的纲领性文件,第十一章的标题格外引人注目——“深入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航拍广州海珠湖海珠湿地秋色景观。来源:视觉中国  受访者供图

航拍广州海珠湖海珠湿地秋色景观。来源:视觉中国  受访者供图

这不是一份传统意义上的“三农”章节。它没有将农业、农村、农民割裂开来,而是以一盘棋的思维,将县域经济、镇域功能、乡村建设统一纳入城乡融合的宏大叙事。从规划的字里行间,可以读出广东对乡村问题的深刻理解:乡村不是城市的附属,而是高质量发展的潜力板块;城乡关系不是“输血”与“被输血”,而是要素双向流动、价值相互赋能的有机整体。

那么,“十五五”时期的广东乡村,究竟要怎么干?

历史之问:为什么是此刻,为什么是广东?

要理解“十五五”广东乡村战略的分量,必须回到两个现实语境。

一是不平衡的紧迫性。2025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已突破14万亿元,连续多年居全国首位。然而,珠三角9市与粤东西北12市之间的发展落差,如同热带雨林与干旱地带并存于同一版图。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被广东决策层反复界定为“最大的省情”和“最大的短板”。当先发地区触及增长天花板,后发地区的潜能释放便成为全局跃升的胜负手。

二是国家使命的承载。作为经济第一大省,广东的城乡融合探索,天然具有为全国探路的意味。当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当新型城镇化进入“后半程”,广东能否在高度城市化的同时,走出一条乡村价值重塑之路,已然超越一省之域,成为时代的命题。

韶关丹霞山附近乡村航拍。

韶关丹霞山附近乡村航拍。

正是这两股力量的交汇,决定了“十五五”不是一个按部就班的五年,而是一个必须破局、必须闯关的关键窗口期。规划提出的目标清晰而具体:到“十五五”末,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缩小至2.05。这组数字背后,是一整套制度设计的支撑。

广东的城乡融合之所以引人关注,根子在于“难”。珠三角城市群虹吸效应强劲,粤东西北在文化、地理上差异悬殊——雷州文化、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各自成体系,内在藩篱根深蒂固。要让城乡从“两张皮”变成“一盘棋”,需要打破的不只是行政区划的壁垒,更是发展逻辑的惯性。

《规划》给出的路径是——“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持续深化。这一自2022年底启动的工程,在“十五五”被赋予了更高层级的战略定位。它不再是阶段性任务,而是统领城乡协调发展的制度框架。从省级层面看,省市县镇村“五级书记”一起抓的格局已初步成型,纵向帮扶与横向协作交织成网,政策、资金、人才等资源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下渗透。

在汕尾市海丰县联安镇,中铁广投开展口袋公园改造与风貌提升。

在汕尾市海丰县联安镇,中铁广投开展口袋公园改造与风貌提升。

《规划》的深层变革,还体现在认知层面的范式转移。

长期以来,在工业文明与城市中心主义的叙事中,乡村往往被定义为城市的“背面”——提供粮食、劳动力和土地空间的后方基地。这种单向度定位,导致了城乡关系的失衡:要素持续向城市净流出,乡村在被动供给中逐渐空心化。

广东“十五五”规划释放的信号截然不同。它开始将乡村视为具有独立价值的功能“前面”——一个可以提供生态产品、承载文化记忆、释放消费潜力的独特场域。当城乡供水趋向“同标准、同质量、同服务”,当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向乡村下沉,当岭南文化根脉在乡村得到保护性激活,乡村便不再是追赶者的角色,而是差异化价值的承载者。

这是一种从“城乡二元”到“城乡互构”的转身。不是让乡村变成城市,而是让乡村成为乡村,同时享有现代化的公共服务。规划中“现代化岭南和美乡村”这一提法,将“美丽”升维为“和美”,将“建设”拓展为“现代化”,背后是对乡村价值体系的重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空间价值,与经济价值同等重要。

县镇村:三级跃迁的功能重构

如果说认知是灵魂,那么空间载体的功能定位就是骨架。

《规划》将县域、镇域、村域赋予不同的战略角色,构建起一个等级清晰、功能互补的体系。

广东有122个县(市、区),1600余个乡镇(街道),2.6万余个行政村(社区)。县城居于“城尾乡头”,是连接城市与乡村的关键枢纽。《规划》对县域的定位旗帜鲜明:它不再是城市的简单缩放,而是城市功能与乡村功能完成转换的枢纽地带。基础设施补短板、产业承接能力提升、消费市场下沉,这些布局指向同一个目标:让县城具备“接得住、辐射开”的能力。当全省铁路网向8000公里延伸,当县域被深度嵌入“12312”出行交通圈,物理距离的压缩正在催生经济距离的重构。

在茂名高州,游客漫步根子公园空中栈道,共赴春天的诗约。谭世聪/拍摄

在茂名高州,游客漫步根子公园空中栈道,共赴春天的诗约。谭世聪/拍摄

镇域担当“关键节点”。在广东2.6万余个行政村的版图上,1600多个镇街是最紧缺的连接器。规划中做强中心镇、专业镇、特色镇的分类施策,本质上是在为城乡要素流动搭建“转换插头”——工业品下行、农产品上行、服务延伸,都需要镇域这个中间层的承载。

茂名市化州市新安镇新塘村。拍摄:袁月。

茂名市化州市新安镇新塘村。拍摄:袁月。

村域则是“终端价值实现地”。无论是惠州龙门43万人次的农文旅流量,还是清远三坑镇“三地活化”的“实践,都揭示了一个趋势:当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上移补齐后,村域经济的想象空间远不止于种养。它可以是消费场景、文化场景、生态场景的融合体。

清远三和村鸟瞰图。

清远三和村鸟瞰图。

三级载体的功能重构,指向一个共同逻辑:让每一层级都成为价值创造的节点,而非单纯的资源输出管道。

生产力再定义:从“汗水农业”到“智慧农业”

广东农业现代化的路径选择,藏着一种更值得品味的务实智慧。

广东地形“七山一水二分田”,盛产岭南佳果、特色蔬菜,偏偏不是大平原、大粮仓的形态。这意味着,北方平原适用的大型农机在这里难以施展,西方大农场的规模化路径在这里无从复制。

“十五五”规划给出的答案,不是削足适履,而是因地制宜——发展中小型智能农机,走“山地智慧农业”之路。这是一条被倒逼出来的创新路径。它同时激活了广东的另一重禀赋: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当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向农业领域溢出,农业机械制造强省的图景便不再遥远。

河源万绿智慧农场的全流程无人化操作,汕尾陆丰甘薯移栽机让农民挺直腰板,韶关南雄日处理240吨的稻谷烘干中心高效运转——这些场景的共性在于:它们在用工业化思维改造农业生产函数,用数字化工具穿透丘陵山地的阻隔。

万绿智慧农场。(资料图)

万绿智慧农场。(资料图)

与硬件升级同步推进的,是体制机制的创新。科技特派员制度、农村职业经理人培育、农业科技项目入库等一系列制度安排,正在为广东农业构建起“产学研用”一体化的支撑体系。可以预见,“十五五”期间,科技与农业的融合将从“盆景”走向“风景”。

治理之道:上下同欲者胜

规划的落地,最终要回答一个关键问题:谁来完成这场变革?

“十五五”规划给出的答案是清晰而坚定的——省市县镇村“五级书记”一起抓。这短短九个字,背后是一场不容小觑的治理体系重塑。

在今年六甲洞村的“粤美村晚”上,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邹瑞文现场为乡亲们讲述六甲洞村未来5年发展规划。

在今年六甲洞村的“粤美村晚”上,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邹瑞文现场为乡亲们讲述六甲洞村未来5年发展规划。

在传统的科层结构中,资源往往沉淀在高层级,任务最终压到基层,中间的传导损耗长期难以克服。“五级书记”体制的要害,在于打破纵向壁垒,将政治势能转化为治理效能。纵向帮扶与横向协作交织成网,政策、资金、人才等发展要素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县镇村渗透。

更深层的变化发生在激励结构。当乡村从“政绩洼地”变成“发展赛场”,干部考核、资源分配、项目布局都将发生连锁反应。这种体制层面的深度调整,或许比任何单个项目都更具长远意义。


观察后记:从一省之域看时代之问

广东“十五五”的乡村构想,只有放在更大的历史坐标下,才能完整理解它的分量。

中国式现代化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也在农村。当城乡关系从“二元割裂”走向“共生共荣”,当县域经济从“落后代名词”变成“增长新引擎”,广东正在用自己的实践回应一道时代命题。

这不是一蹴而就的远征。基础设施的历史欠账、产业培育的漫长周期、体制机制的惯性阻力,都是必须跨越的关隘。但方向已然清晰:让乡村成为有吸引力的生活空间、有竞争力的产业空间、有生命力的文化空间。

万里东风正,“十五五”的航程已经开启。南粤大地上的这场城乡双向奔赴,值得持续注视。


撰文:韩安东

来源:南方农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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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翟宇钊